今天是 南京:阴-多云 5℃~11℃
加入收藏 |分享到: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百家艺术 > 地方馆 > 福建 >> 正文

福建

朱自清日记中的沈从文

时间:2015-05-08 15:48:06  来源:《汉语言文学研究》  点击量:  编辑:
 

【作者简介】商金林,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内容提要】 朱自清日记大部分是用英、日两种文字写的,还有一小部分写的是当时的国语拼音符号,为了练习英文和日文,更熟练地掌握当时的"国音"和纠正自己的某些发音,朱自清把写日记作为学习英语、日语和普通话的一个途径,这在我国现代作家中还不多见,同时,也说明朱自清的日记的确是写给自己看的,是相当真实的。日记中有关沈从文的记载,是沈从文研究重要的史料,弥足珍贵。

【关键词】朱自清/朱自清日记/沈从文

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的12卷本《朱自清全集》中,第9、10两卷是日记,写日记的时间分别为1924年7月28日至1925年3月底,1931年8月22日至1940年2月22日,1941年2月1日至1941年6月13日,1941年11月9日至1948年8月2日,前后大致有16年,共约70万字。这些日记,大部分是用英、日两种文字写的,还有一小部分写的是当时的国语拼音符号。为了练习英文和日文,更熟练地掌握当时的“国音”和纠正自己的某些发音,朱自清把写日记作为学习英语、日语和普通话的一个途径,这在我国现代作家中还不多见,同时,也说明朱自清的日记的确是写给自己看的。也正是因为是给自己看的,写的都是他周围的人和事,以及他的看法和感受。这些日记原本是不准备发表的,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在朱先生逝世后的三十多年里,都只是把这些日记保存着,直到出版《朱自清全集》时才拿了出来,因而显得特别珍贵。

朱自清日记中第一次记到沈从文是1933年1月1日:

赴今甫招,座有沈从文君,又有梁思成君夫妇。①

今甫,即杨振声,原是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0年6月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1933年受教育部委托,到北平主编《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沈从文原是青岛大学讲师,1933年8月辞去教职来到北平,协助杨振声编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杨振声离开清华后,朱自清接替他担任了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杨振声非常欣赏朱自清。朱自清在到清华任教之前,曾在江浙一带的中学和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员,中学语文教学经验相当丰富,到清华后又很快适应了大学教学,学术成就斐然。杨振声称朱自清是朋辈的“益友”、青年的“导师”,是“领导中国文学系所走的一个新方向”的“一座辉煌的灯塔”②。梁思成和林徽因也都是杨振声的朋友。杨振声这回宴请,大概是朋友间的应酬,与编教科书的工作无关。朱自清在这之前当然也见过沈从文,但在日记中留下记载的,这是第一次。

1934年,杨振声邀请朱自清协助他主编《中学国文教科书》,从这之后,朱自清与沈从文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朱自清1934年12月14日日记中写道:

沈从文先生来访,给我看杨的信。信中说当局已同意我协助编辑中学语文课本。……他说他曾与冯友兰磋商,根据冯的意见,他们只能每月付我一百元,每周工作半天,张子高已有先例。我告诉沈我将于下周进城与冯商谈。③

日记中的“杨”就是杨振声。冯友兰是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杨振声邀请朱自清编《中学国文教科书》的事得征得冯友兰的同意。朱自清是清华的“全聘”教授,外出“兼职”事前得向校方申报,时间上也有限定,这是“民国”年间的规矩。一周后,朱自清开始接手,12月20日日记中写道:“进城。沈给我看编教科书的计划。我未作认真考虑之前,提不出什么意见。”④ 沈从文除了协助杨振声编辑中小学教科书,还和杨振声一同编辑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朱自清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委。1937年1月,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朱自清和沈从文都是编委。朱光潜在主编《文学杂志》之前,曾在他家里--慈慧殿三号组织过“读诗会”。沈从文在《谈朗诵诗--一点历史的回溯》中谈到“读诗会”的背景时说:《晨报·诗刊》结束十余年,“当时的诗人如徐志摩、朱湘、刘梦苇、朱大柟、杨子惠、方玮德、刘半农诸先生都死了。闻一多先生改了业,放下了他诗人兼画家的幻想,诚诚恳恳地去做他的古文学爬梳整理工作。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慈慧殿三号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北大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究竟有无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这个集会可以说是极难得的”。⑤

慈慧殿三号的“读诗会”始于哪一年,现在已无从考证。朱自清1935年1月20日、1935年2月16日、1935年3月25日、1937年4月22日、1937年4月24日的日记,以及顾颉刚1936年4月25日日记中都有“读诗会”记载⑥,虽说很零碎,但说明抗战前朱自清与沈从文交往较多,同属“京派文人”。

北平沦陷后,朱自清随清华大学南迁,先是到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来去了昆明。沈从文也按教育部的通知,和杨振声、梅贻琦等人同行,到武汉和长沙继续编教科书工作。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转移昆明时,编教科书的办事处也向昆明转移。1939年3月起,编书工作逐渐结束。是年6月,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与朱自清成了“同事”。沈从文在1948年8月写的《不毁灭的背影》⑦ 一文中说:

我认识佩弦先生本人时间较晚,还是民十九以后事。直到民二十三,才同在一个组织里编辑中小学教科书,隔二三天有机会在一处商量文字,斟酌取舍。又同为一副刊一月刊编委,每二星期必可集会一次,直到抗战为止。西南联大时代,虽同在一系八年,因家在乡下,除每星期上课有二三次碰头,反而不易见面。

“编辑中小学教科书”期间,“隔二三天有机会在一处商量文字,斟酌取舍”,同为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文学杂志》编委,“每二星期必可集会一次”,见面的机会可真不少。在西南联大的八年间虽说“不易见面”,但“每星期上课有二三次碰头”,也比现在的大学教授彼此见面的机会多得多了。也正是因为朱自清与沈从文比较熟,他日记中写到的沈从文引起了我的注意,最值得说的有六处:

一是有关沈从文的交游。朱自清1938年9月20日日记中写道:“沈从文来访,他的一位友人刚从红都回来。此君系一热情奔放的共产主义者,但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弱点,他们没有专家,甚至连军火专家也没有。整个组织的核心较弱。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知识,党外人士去而复回,因不论他们的名望和经历如何,都得受党内日常训练。”⑧

“红都”,应该是延安。众所周知,沈从文当年对共产党是有偏见的,他访朱自清与他谈“红都”,这件事让我们有些意外。可见,沈从文还是关心政治和时事的,并不像有些研究者所说的那么“超脱”。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沈从文的朋友中也有“奔放的共产主义者”。

二是沈从文为人低调。朱自清1939年6月6日日记中写道:“今甫提议聘请沈从文为师院教师,甚困难。”⑨ 前面已经说到,1939年3月编书工作逐渐结束,杨振声不得不为沈从文的工作考虑(当年是他把沈从青岛大学调到北平编教科书的)。朱自清感到“甚困难”。朱自清办事素以稳健和认真著称,他先是与罗常培商谈,6月12日日记中写道:“访莘田,商谈以从文为助教。”⑩ 罗常培是联大中文系主任,“商以从文为助教”,这“助教”与上面的“教师”是有出入的。“教师”这个称谓可以指讲师,也可以指副教授或教授;而“助教”指的是“助教授”,即副教授,也就是说杨振声的“提议”在朱自清和罗常培这里打了折扣。然而,就是这个打了折扣的“助教”,还是没有争到。朱自清6月16日日记中写道:“从文同意任联大师院讲师之职务。”(11)

杨振声当时是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大一国文》的主编,他出面举荐沈从文,按说是不成问题的,身为清华国文系主任的朱自清觉得“甚困难”,这倒不是“编制紧”,而是与沈从文的“学历”有关,清华重学术,朱自清是深有体会的。朱自清是新诗人和散文大家,到清华后讲起了古典文学,由新诗人和散文家转向了“学者”。虽说出身书香门第,自幼饱读典籍,国学根基深厚,但在清华的国学圈内还是“小媳妇”,朱自清总爱说“我什么学问也没有”(12)。为了教好古诗词,他拜古文学家黄节(晦闻)为师,练习写旧体诗词。朱自清生前亲自编定的《敝帚集》中汇集的一百多首旧体诗,许多是拟古诗词。《敝帚集》的扉页上写有:“诗课谨呈晦闻师教正学生朱自清”。黄晦闻批语:“逐句换字,自是拟古正格。”从《古诗十九首》到唐、宋许多名家的作品,朱自清都虔诚不苟,仔细揣摩,重新拟作,达到“自是拟古正格”的境地,这也可以看出朱自清的“学术道路”走得十分艰辛。今天谈及文学史研究,我们都会惊异朱自清的学术成就。他对旧体诗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的解读相当精辟,其文学史研究真正到了“独领风骚”的境界,古今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富有开拓性与前瞻性,但朱自清还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且看1936年3月19日日记:

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厘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们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13)

连做梦都是学生“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可见压力之大。虽说沈从文是小说大家,又有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任教以及编纂教科书的资历和经验,但因只有小学学历,到联大任教是肯定会遇到阻力的。朱自清与罗常培商议聘沈从文任“副教授”,可最终只是“讲师”,这固然出于朱自清的预料,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沈从文居然“同意”。“从文同意任联大师院讲师之职务”,这“同意”二字也说明沈从文的低调,应聘过程自始至终他本人没有出面,可见他不愿求人。现有的研究文章和相关史料都说沈应聘的是“副教授”,与朱自清日记中的记载有出入。笔者认为当以朱自清的日记为准,应聘时只是“讲师”,后来才晋升为“副教授”、“教授”。

三是沈从文与“高原文艺社”的交往。朱自清1939年9月5日日记中写道:“下午在从文家遇李霖灿、李晨岚。李本月中旬回去。看很多写生画,喇嘛庙及点苍山风景画甚美。”(14)

 

李霖灿,1912年生于河南省辉县。1938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9年,由昆明北上经大理到丽江调查边疆民族艺术。1941年7月就国立中央博物馆之聘,从此就一直在博物院中工作,曾经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并在台湾大学、台湾师大等校任教,讲授中国美术史及古画品鉴研究等课程。李霖灿是在沈从文的启发下到丽江去进行边疆民族艺术调查的。2004年8月5日《光明日报·书评周刊》刊登的杨福泉写的《沈从文留在玉龙雪山的惆怅》,为研究沈从文与李霖灿、李晨岚的交往提供了鲜为人知的资料。

1939年,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从杭州搬迁到湘西,不久又从湘西搬迁到昆明,李霖灿当时27岁,是国立杭州艺专徒步从湘西走到昆明的步行团领头壮士之一。他们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昆明之后,就组织了“高原文艺社”。李霖灿这一帮年轻学子徒步的壮举,深深地感染了热爱美术的沈从文,他热情地邀请“高原文艺社”的学子到他家里相聚,向他们介绍云南玉龙雪山景色之奇丽与文化宝藏之丰富。在他的引导下,李霖灿与当时也在国立艺专国画系学习的青年画家李晨岚结伴同行考察玉龙雪山。李霖灿去丽江时,沈从文还专门写信,介绍他去拜访隐居在“长江第一湾”边石鼓古镇的纳西族著名作家李寒谷。李霖灿、李晨岚一到丽江,很快就痴迷上了玉龙雪山和东巴文化,除了写生和撰写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的论著外,还写了一系列以玉龙大雪山为主体的描写纳西族地区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散文,用优美的文笔和年轻人的生命热情抒写当时很多人十分陌生的这一边地风情。沈从文被李霖灿和李晨岚这两个青年才俊描写玉龙大雪山风光民情的文章和绘画作品所吸引,蛮有兴致地构思一部以玉龙大雪山风光民情为题材的小说,取名《虹桥》(15),开头部分发表后,沈从文把小说寄给正沉醉在丽江山水人情中的李霖灿和李晨岚。李霖灿在小说中成了主角之一的李粲:“黑而瘦小、精力异常充沛、说话时有中州重音,骑在一匹蹦来跳去的小黑叫骡子背上。”李晨岚则是另一主角李兰,“脸庞比较瘦弱,神气间有点隐逸味,说话中有点洛下书生味,与人应对时有点书呆子味”,“用牧童放牛姿势,稳稳的伏在一匹甘草黄大骅马后胯上”。他们原本是要作画的,面对大自然的伟大,他们“毫无办法”。大自然到处都是奇迹。松林、山冈、青烟、花草、雪峰、云霞、虹霓,令他们发呆。非但是他们彻底地“输给伟大的自然”,即便是斐多汶,“由于骄傲不肯低头,或许会自杀。因为也只有自杀,方能否定个人不会被自然的庄丽和华美征服”。他们服输后由原先的“专心画面”,改为“写游记文章”,想“用文字代替色彩”,来描写见闻。但“文字”和“颜色”一样苍白,于是只好改为“研究民俗学”,“学考古”,“研究在这个自然现象下生存人民的爱恶哀乐,以及这些民族素朴热情表现到宗教信仰上和一般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小说中的这些表述,和李霖灿、李晨岚的经历十分相似。小说中写到李粲“在西南边区最大一个喇嘛庙中,就曾住过相当时日,又随同古宗族游牧草地约半年”,以及“随意勾几幅小品”等,也与朱自清的日记相吻合。朱自清的日记虽只是寥寥数语:“在从文家遇李霖灿、李晨岚。李本月中旬回去。看很多写生画,喇嘛庙及点苍山风景画甚美。”但这是沈从文与“高原文艺社”交往的最真实、最原始的史料,是仅存的唯一的“第一手资料”。

四是有关沈从文的“恋情”。1939年10月23日日记中写道:“从文有恋爱故事。”(16) 短短的一句话,能启发我们更好地解读沈从文小说《看虹录》中的“一个荒唐而又浪漫的故事”,以及散文《水云》中的那个“偶然”。

五是严厉地批评钱钟书影射沈从文的短篇小说《猫》。据说,在讨论沈从文晋升教授职称的会议上,清华大学刘文典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还有一种版本,刘文典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当教授了,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刘文典一向狂狷、自负,他这么说并不意外。令人感到有点诧异的是钱钟书。钱钟书1938年10月下旬到联大外文系执教,1939年暑期离开昆明,在联大时当然见过沈从文。钱钟书1946年1月发表的短篇小说《猫》(17) 影射文艺圈的好多名流。朱自清1946年5月6日日记中写道:“读钱钟书的《猫》一文,就现时而论,此文过于玩世不恭。”(18) 小说中的作家曹世昌,据说原型就是沈从文,现抄录于下:

举动斯文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地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象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末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到上海做流氓小弟兄,也曾登台唱戏,在大饭店里充侍者,还有其他富于浪漫性的流浪经验,讲来都能使只在家庭和学校里生活的青年摇头伸大拇指说:“真想不到!”“真没得说!”他写自己干这些营生好像比真去干它们有利,所以不再改行了。论理有那么多奇趣横生的回忆,他该写本自传,一股脑儿收进去。可是他只东鳞西爪,写了些带自传性的小说;也许因为真写起自传来,三十多岁的生命里,安插不下他形形色色的经历,也许因为自传写成之后,一了百了,不便随时对往事作新补充。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蜜里调油的声音掩盖着剑拔弩张的态度。因为地位,他不得不和李家的有名客人往来,而他真喜欢结识的是青年学生,他的“小朋友们”。这时大家讲的话,他接谈不来,憋着一肚子的嫉妒、愤怒、鄙薄,细心观察这些“绅士”们的丑态,有机会向小朋友们淋漓尽致地刻划。

虽说大凡小说都有虚构的成分,不能对号入座,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划等号,但朱自清认为这篇《猫》确有影射之嫌。朱自清一向谦卑平和,“过于玩世不恭”的话出自朱自清之口,是十分罕见的,其中包含着对沈从文的同情和理解。

六是一起“修改《论诵读》”。朱自清在日记中写到沈从文的还有三处:1939年12月21日日记:“访沈从文先生并与他一同阅一年级试卷。……在沈宅晚餐。”(19) 1940年1月25日日记:“访沈从文先生,找到了三名学生的卷子,交给他五十份试卷。沈夫人做酒酿鸡蛋,我感到很新鲜,味道也好。”(20) 1947年1月4日日记:“访今甫及从文。……在从文处修改《论诵读》一文之最后一段。陈、朱、沈招待午饭。”(21) 这几则日记中,“在从文处修改《论诵读》一文之最后一段”,值得注意。朱自清的《论诵读》写于1946年12月中下旬,刊登在1947年2月9日天津《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第17期。《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由沈从文主编,很可能是朱自清把《论诵读》送请沈从文过目,沈从文当面提了点意见,朱自清就在沈宅作了修改后留给沈从文发表。

《论诵读》由语文的“诵读”说到“朗诵诗”。最后一段说到“朗诵诗”的特点,称赞苏俄玛耶可夫斯基的诗和田间的“朗诵诗”,说“朗诵诗”不宜“太流畅”,都得“滞实”些。“一方面有弹性,一方面要滞实”。

作为“京派文人”,20世纪30年代朱自清的文艺观与沈从文有很多相似之处。抗战爆发后,朱自清的文艺观有了突变。抗战胜利后,朱自清从“现代的立场”出发,强调文学的“社会的使命”,以及文学发展的“新”的方向,提倡文学应该为当前这“新时代服务”(22)。在《文学的标准与尺度》(23) 里强调文学批评应该有新的“尺度”,并且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尺度”这个概念,又说“文人要作为人民而生活着,确实站在人民的立场,视野扩大,认识加深,这才能把握时代”。在《论严肃》(24) 里强调文学的“人民性”。针对许多人“怀疑朗诵诗”,“觉得那不能算诗,至少不像诗”的偏见。朱自清肯定说:这是诗,这是新诗中的新诗。“朗诵诗应该有独立的地位”。他在《今天的诗--介绍何达的诗集〈我们开会〉》(25) 里说,“当前的诗以朗诵诗为主调”,“朗诵以外的诗,除掉不为了朗诵,不适于朗诵之外,态度也和朗诵诗是一致的”,“它们是归到一条路上来了”。这确乎是“从量到质的变化”。“传统诗的中心有‘我’,朗诵诗没有‘我’,有‘我们’,而扬弃‘我’;而作者在‘我们’中,也就在‘人民’中。”传统的诗人要创造自己的语言,今天的诗人却要用公共的语言;传统诗或多或少都带着“奇幻的联想”的成分,今天的诗就要“回到朴素”,“回到自然”。他说“诗是一种语言,照着嘴里说得出的,至少说起来不太别扭的写出来,大概没有错儿”。这就是“做诗如说话”,这样写出来的诗就会“明白如话”。这趋势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接着大众诗或者人民诗了。朱自清最后两年的“文学见解”与沈从文想的大多不合拍,但并没有影响彼此的友谊。朱自清在沈宅“修改文章”,沈从文在《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发表朱自清与他的见解并不完全一致的论文,体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

沈从文在《不毁灭的背影》一文中称朱自清是“君子”,说“佩弦先生人如其文,可爱可敬处即在凡事平易而近人情,拙诚中有妩媚,外随和而内耿介,这种人格或性格的混和,在做人方面比文章还重要。经传中称的圣贤,应当是个什么样子,话很难说。但历史中所称许的纯粹的君子,佩弦先生为人实已十分相近”,“其为人也,温美如玉,外润内贞”。其实,说朱自清“为人实已十分相近”“纯粹的君子”不止沈从文一个人,李广田就曾用“最完整的人格”(26) 来赞颂朱自清,叶圣陶说从朱自清身上可以见到“一个完美的人格”,他们和沈从文的评价是一致的,这些也都能说明朱自清日记是可信的,日记中有关沈从文的记载弥足珍贵。

2011年5月15日于北大畅春园寓所

 

上一篇: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