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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散文】那年的红嫁衣

时间:2021-03-25 15:15:47  来源:  编辑:
母亲打开旧木箱,轻轻地托出一方红绸缎,小心地拎起两角,抖开铺在床上。 红绸缎色泽温润,上面有淡淡的银色暗花,如疏影,横斜在清浅的月光里。我趴在床边,手按捺不住,想去摸

  

    母亲打开旧木箱,轻轻地托出一方红绸缎,小心地拎起两角,抖开铺在床上。

 

    红绸缎色泽温润,上面有淡淡的银色暗花,如疏影,横斜在清浅的月光里。我趴在床边,手按捺不住,想去摸。母亲不许!她说我每天在戈壁滩上玩儿,手毛糙糙的,会刮花绸缎。

 

    母亲斜坐在床沿,目光像绸缎一样柔和。她的手平日忙个不停,此刻,除了手指偶而挑起滑落脸庞的短发,拢于耳后,多半安静地放在腿上。面对光滑细腻的红绸缎,这双手甚至有些羞涩。许久,她用手背轻轻地抚熨折痕,折㾗很快又恢复如初。她叹了口气,拎起两角,又折回原样,放回箱子里,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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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上箱子的母亲,转身之间,就仿佛从理想回到了现实。目光黯然,神情寡淡,眼角细纹里有几分难以言表的沧桑。似乎箱子里锁进的不是红绸缎,而是她曾经同样光鲜亮丽的年华。那双手也不再小心翼翼,继续麻利地洗衣、做饭、织毛衣、戴着顶针用力纳鞋底,生气时,依然屈起中指敲我们的脑壳。

 

    从有记忆开始,这样的场景出现过两三回。其余时间,那块红绸缎压在箱底,像一个沉睡多年的秘密。有一次,母亲从箱子里拿东西,忘了上锁。我待她上班后,急忙掀开箱盖,里面放的都是家里的贵重物品。

 

    箱子挺大,十岁的我不得不把上半身栽进去,从角落里的一堆布料中找到它,拿出来,兴奋地蒙在头上,模仿戏台上新娘的红盖头。红绸缎水一样滑过脸颊,微凉。我还不尽兴,把它摊在床上,偷偷地顺着边儿剪了一溜儿,再对折剪开,分别绑在麻花辫梢,然后对着镜子臭美了半天。

 

    黑辫梢,红花结,最初的审美恐怕是从这儿开始的,以至于现在对黑红搭配都情有独钟!疯完,想想后怕,赶紧像母亲一样折好,放回原处。至于母亲什么时候发现了红绸缎的残缺,已全然没有印象。

 

    红绸缎,是父亲当兵时回家探亲,从重庆买来的,打算送给母亲做嫁衣。那个年月,买这个东西相当于奢侈品。按父亲的说法,他从商店进进出出两次,才最终下定决心买了它。倒不是小气,是因为穷,他当初入伍就是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每月的津贴,他存一小部分,其余的几乎都寄回家。尽管钱寄到爷爷手里,就像长了翅膀,飞到茶馆、饭馆、戏院里。

 

    父亲本来没啥文化(入学不到一年就辍学了),家里一贫如洗,按常理配不上母亲。母亲家住在县城边,外公做点小生意,家境尚可。母亲读过书,且读到高小。有一定的学识,心性就有点高,别人介绍的对象一概看不上。她与父亲的相遇纯属偶然,或者说是上天安排的缘分。

 

    父亲在东北当兵的第四年,回家探亲。这时的他,已经在部队完成了人生巨大的蜕变:努力学习文化,从文盲成为学习标兵,身高增加了近十公分,面黄肌瘦的农家孩子逆袭为挺拔帅气的军人。某个普通的冬日,他戴着军帽,披着军大衣,浓眉朗目,身材高挑,赫然出现在川东这个小县城的街道上,英气十足。

 

    简直像提前安排好的一折戏,母亲和她的婶子正好从对面走来,不早不晚,恰好看见了父亲。用现在流行的说法,父亲像一道光,霎时照亮了母亲十八岁的世界。

 

    我在懵懂的青春期,常对母亲一见钟情的爱情展开联想,并不断美化成了动态的电影画面:灰色的街道,黑瓦的房屋,穿梭的行人,随着父亲的出现,渐渐虚化成背景。父亲左手插在裤袋里,长长的军大衣右摆被风掀起,步伐矫健地走过来。

 

    距离越来越近,每一步都成了慢镜头,沉实有力地落在母亲心上。她不由地停下脚步,将风筝般飘飞的视线慌乱地收回来,面色绯红,心乱神迷。

 

    母亲的婶子颇有经验,一定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了异样的光亮。也是巧了,父亲身旁跟着他的表哥,与母亲的婶子正好相识。于是,两入跨步上前,聊着聊着,就有意撮合这桩婚姻。

 

    父亲和母亲隔着二十多米的距离,尴尬地等着,但从两人热聊时瞟向他们的眼神中已察觉出端倪。父亲这才认真地打量了一下母亲,中等个,微胖,圆脸,长相平常。父亲后来评价道:“城边住的人,跟山里人还是有点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大概是指气质端庄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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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评价成为母亲一生最骄傲的资本,并由此延伸出对父亲家境的屡次描述:“我第一次去你家,爬山累得脚杆酸。家里那个穷啊,被子都是借来的,后来才知道,连张完整的棉花絮都莫得!”母亲的语气里说不出是嘲弄还是同情,言外之意,下嫁给父亲,是她作为城边人的不凡之举。

 

    母亲的这种优越感,造成她后来常常保持家里的强势地位。我很为父亲抱不平,觉得他当年若不是家徒四壁,人穷志短,绝不会看上母亲。后来,父亲告诉我,奶奶病重时想喝口糖水,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母亲那时还没过门,却毫不犹豫拿出仅有的钱买来蔗糖,再化成糖水,一口一口地喂奶奶。父亲还在部队,回来后听说此事,就下定决心非母亲不娶。

 

    两年后,父母结婚。刚经历过大饥荒,自然一切从简。婚期到了,又赶上奶奶病危。父亲从部队攒的钱不多,外婆明事理,只让母亲买了几尺布,做了一身衣裤,就算数了。结果奶奶头天去世,父母第二天结婚,红白喜事一起办,是不能穿大红大绿的。母亲身着蓝底碎花棉袄,父亲穿着绿色军大衣,在一种悲喜交织的心情里完婚。

 

    那块红绸缎自然没用上,母亲想必无数次畅想过身穿红嫁衣的喜庆场面,可惜不能如愿。我上高中时,她亲手给我缝制过一件杏色缎子罩衣,立领、盘扣,很是精致!想来,这也是她一个未了的情结吧!

 

    婚后,父亲继续回到部队,希望母亲能照顾好家,尤其是他的弟弟妹妹。易家腊肉饭一样肥滋滋的生活只属于曾经,现在的家,瘦得像个空荡荡的骨头架子。母亲一心想改变贫穷的状况,而且把这个当成了一个不小的事业。她操持家务,养猪养鸡,精管农田,把父亲寄来的钱妥帖安排。

 

    家里慢慢有了起色,好不容易日子能熬出了二两油。但她忽视了一个问题,父亲每月寄来的钱,原本一直由爷爷领取。母亲知道他不顾家,就主动要求管理,并把每分钱的出入都记帐,让爷爷过目。原以为爷爷理解她的做法,然后同心协力为易家的繁荣发展而奋斗。刚开始还相安无事,时间一长,爷爷到县城泡茶馆、戏院的瘾又犯了,半辈子的习惯咋可能说丢就丢呢!可他手头没钱,又不好意思问儿媳妇要,就只能又偷偷地卖粮食。从某个角度看,爷爷在农事之余,还不忘追求精神享受,绝对具有不同一般的文艺特质。我身上那点所谓的文艺气息,大概源自于他的遗传。

 

    母亲不能容忍爷爷的做法,也绝不像奶奶那样忍气吞声。先是好言相劝,然后写信向父亲告状。爷爷好歹也是一家之主,哪受过这种管制,结果可想而知,两人虽不明吵,但暗战不断。母亲付出的努力,没有得到任可,反而有欺老霸权之嫌。她气性大,索性消极怠工,没事去打牌、聊天,和爷爷的关系也更为紧张。父亲回来做过调解,效果甚微。之后,母亲有了身孕,就隔三差五地回娘家住。至此,她对易家激情满怀的理想主义拯救,彻底破灭。

 

    父亲结束了七年的当兵生涯,本来可以回到县城当武装部长,可他不愿拘泥于小地方,在母亲的鼓励下,选择到青藏高原工作。母亲也要跟随,可各方面条件不允许。一次与爷爷矛盾激化后,她毅然决定抱着还没满月的大哥,千里寻夫。所有的亲戚朋友劝阻,都无法改变母亲的执念。这次绝决地离开,简直有几分悲壮的意味。

 

    母亲舟车劳顿,一路辗转,途经浩淼的长江、平坦的中原、雄浑的黄河、广袤的草原、无垠的戈壁,离故乡越来越远,如同到了天边。当她抱着孩子伫立在最后的目的地——柴达木,冰冷的雪山,静默的戈壁,干黄的灌木,缓缓行走的骆驼和午后阳光下寂寞的影子,酝酿出某些不可言说的感伤情绪。一阵风吹来,沙粒入了眼,也入了心,把母亲的后半生时常硌得生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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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从家乡随身携带来的物品不多,竟然有那块红绸缎。不过,当时流行的是绿、灰、蓝,它只能又被压在箱底。

 

    母亲再次从箱底托出那块红绸缎时,我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说洗一下,给我做件中式婚服。我那时满脑子新思想,崇尚没有仪式的婚礼,又觉得这花色太俗艳,断然拒绝。母亲叹了口气,拎起红绸缎的两角,折回原样,放回箱子里。

 

    后来我调到南方工作,父母退休后也跟随而来。离开时,他们把家里的许多东西或卖或送,重要的打包邮寄。我整理邮寄过来的物品时,蓦然发现那块红绸缎,叠得方方正正,外面包着一块柔软的棉布。我笑着说,这东西还留着啊,老古董了!母亲拢拢花白的头发,幽幽地说道:“几十年了,舍不得!

 

    我只好将它束之高阁,一晃又是二十年。于母亲而言,这期间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她的小妹、大哥、母亲、小弟先后去世,大儿子下岗,二儿子离婚。生活像是遭遇了一场场泥石流,她不得不继续用那双衰老的手收拾残局,打理日子。直到疾病缠身,倒在病榻,失去语言和行动能力。这双手照顾过孙儿,搬过货物,端过餐盘,记过一笔一笔的帐。那块红绸缎,却再也没有触碰过,俨然被遗忘在时间的角落。

 

    今年房屋重新装修,我处理物品,又看到那块红绸缎,皱皱巴巴地挤在一堆旧衣物间。打开来,柔和的灯光下,它依然有着光滑而温润的质感。

 

    忽然,眼一热,心一暖。我轻轻地抚摸着红绸缎,羽毛一样轻柔的声音,仿佛那些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的光阴。作者 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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